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种学科史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的起源,“双重革命说”成为学科史中的标准陈述。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法国的政治革命与英国的工业革命,合力促成了社会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兴起。双重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事件具有两个后果:首先是民主政治成为现代性日后在制度模式表述中的主要内容;其次是工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成为现代性在经济和生产领域的核心制度。双重革命还代表着现代性理性价值在欧洲大陆的实现,政治革命象征着人作为主体,从旧制度和旧思想中解放;工业革命象征人作为主体,在自然界中摆脱环境控制的解放。作为后果,随着旧秩序的瓦解,以及个体主义思潮兴起,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成为古典社会学的重要命题。

  虽然我们将现代性及其后果视为社会学兴起需要面对的历史状况,但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们,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只是对当代的社会科学而言,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存在自我指涉的“母体”(matrix),它不仅用以概括一切现代现象的根源和特征,社会学本身也被视为现代性计划的一部分。相对于“双重革命说”提供了一种存在具体时空背景的事件性叙述,现代性作为社会科学的核心词汇,同时也是存在持续争论的开放领域。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指出现代性作为术语,是西方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遭遇危机之后的发明。“现代化”和“资本主义”是上述两种理论的核心术语,在它们遭遇危机的情况下,社会理论开始转而拥抱“现代性”这一术语。(11)

  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社会学和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在现代性的制度阐释中,会将民主政治、工业化生产、市场经济和专业化学术机构当作对象,社会学本身也在这种制度性的历史情境中兴起和发展。在文化阐释方法中,人们则会关注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和理念的发生与流变。虽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古明德·巴布拉(Guminder Bhambra)对现代性三大叙事神话的讨论,不仅包括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纳入了对文艺复兴的考察。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和历史意识的觉醒,欧洲开始重新理解和阐释世界。(12)又如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未死的讨论,坚持认为启蒙运动中蕴含着有价值的因素,对生活世界进行理性和科学的理解依然存在可能,并且需要继续这项“未竟事业”。(13)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发源自欧洲大陆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社会学作为启蒙之后的科学话语、哈贝马斯所谓“未竟事业”的核心学科,显然无法割裂和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不管是现代性还是社会学,它们都具有根深蒂固的欧洲传统,欧洲也成为社会学的第一个地理中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在二战之前,欧洲经验和欧洲问题主导了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和输出,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学扮演了主角。(14)

  在这一阶段,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古典社会学中欧洲和非西方地区之间的关联。古典社会学并没有缺席对非西方的讨论,亚非和南美这些地区成为欧洲现代性的反证。古典社会学的传统之一,便是使用诸多二元概念来描述欧洲的现代社会类型和全球世界,如迪尔凯姆讨论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分类,以及韦伯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等。这些二元概念本身,如同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一样,具有一种地理上的指涉功能,并暗含了东方主义的价值色彩。在东方主义的历史想象中,东方和西方分别指涉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静态与动态的两种形态。西方是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它是动态和政治上民主的;而东方则属于专制的代表,陷入停滞的静态之中。(15)

  即便在社会科学的现代时期,也存在南方和北方、西方和东方这样的地理分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现代化理论中的核心和边陲、发达和发展中这几组概念。大卫·斯拉特(David Slater)总结道,这些术语和相应的表述背后,存在一个社会科学全球分工(global division)的基本事实。欧洲和北美的帝国主义对全球的影响,在权力、财富和文化上带来的长期不平等,促成了这一事实。(16)在后殖民主义研究和地缘政治学的讨论中,类似斯拉特的观点不占少数。但是,社会学的兴起和欧洲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一直以来在社会学研究中鲜有出现。赛德曼(Seidman)指出,社会学的出现,正是西方帝国主义运动发展到高潮的历史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85%的地区都由西方所控制。奇怪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被古典社会学家纳入他们的理论考察中去。(17)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展现出了一个地理移动的轨迹。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将第一波全球化描述为现代性在20世纪跨出西方,先进入亚洲,再触及中东,最后到达非洲的历史过程。(18)社会学作为应现代性而生和解释现代性的学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将殖民主义的历史与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列入考察范围,为我们理解学科历史提供了新思路。

  虽然现有的学科史提供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描述,并且一般只将它的欧洲起源作为描述的重点,乃至“西方社会学”本身成为一个学术的想象共同体,在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的体系中不断完成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意象。但是,不仅非西方社会和文化是古典社会学的重要论述对象,社会学亦会走出欧洲,开启自己在全球的理论旅行。